本文转载自：华夏思源
尼采说：
“不尊重死亡的人，不懂得敬畏生命。” 我们有太多人， 至今还没学会如何面对死亡。
中国各大城市在陆续发布幸福指数。
但这些发布都忽略了：“死亡质量”也是幸福指数的核心指标。
经济学人智库对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调查后，发布了《2015年度死亡质量指数》报告：
英国位居全球第1，中国大陆排名第71。
科技发展到今天，医生面对最大的问题不是病人如何活下去，而是如何死掉。
不得“好死”，这可能是现在最被我们忽略的幸福难题。
1999年，巴金先生病重入院。一番抢救后，终于保住生命。但鼻子里从此插上了胃管。
进食通过胃管，一天分6次打入胃里。
胃管至少两个月就得换一次，长长的管子从鼻子里直通到胃，每次换管子时他都被呛得满脸通红。
长期插管，嘴合不拢，巴金下巴脱了臼。只好把气管切开，用呼吸机维持呼吸。
巴金想放弃这种生不如死的治疗，可是他没有选择的权利，因为家属和领导都不同意。
每一个“爱”他的人都希望他活下去。
哪怕是昏迷着，哪怕是靠呼吸机，但只要机器上显示还有心跳就好。
就这样，巴金在病床上煎熬了整整六年。
他说：“长寿是对我的折磨。”
不要再开刀了，开一个，死一个。
原上海瑞金医院院长、中国抗癌协会常务理事朱正纲从2015年起，开始四处去“拦刀”。他央求医生们说：“不要轻易给晚期胃癌患者开刀。”
现在中晚期胃癌患者一到医院，首选就是开刀，然后再进行化疗放疗。
就是先把大山（肿瘤主体）搬掉，再用化疗放疗把周围小土块清理掉。这种治疗观念已深植于全国大小医院。
“其实开刀不但没用，还会起反作用。
晚期肿瘤扩散广，转移病灶往往做不干净，结果在手术打击之下，肿瘤自带的免疫系统受到刺激，导致它们启动更强烈的反扑，所以晚期胃癌患者在术后几乎都活不过一年。”
而现在欧美发达国家很多都采用“转化治疗”，对晚期肿瘤患者一般不采取切除手术，而是尽量把病灶控制好，让其缩小或慢扩散。
因为动手术，不但会让患者死得更快，而且余下日子都将在病床上度过，几乎没有任何生活质量可言。
所以，朱正纲现在更愿称自己是“肿瘤医生”，外科医生关注的是这次开刀漂不漂亮，肿瘤医生则关注患者到底活得好不好，这有本质的区别。
美国是癌症治疗水平最高的国家，当美国医生自己面对癌症侵袭时，他们又是如何面对和选择的呢？
2011年，美国南加州大学副教授穆尤睿发表了一篇轰动美国的文章——
《医生选择如何离开人间？和我们普通人不一样，但那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方式》。
“几年前，我的导师查理，经手术探查证实患了胰腺癌。负责给他做手术的医生是美国顶级专家，但查理却丝毫不为之所动。他第二天就出院了，再没迈进医院一步。
他用最少的药物和治疗来控制病情，然后将精力放在了享受最后的时光上，他余下的日子过得非常快乐。”
穆尤睿发现：其实不只查理，很多美国医生遭遇绝症后都作出了这样的选择，医生们不遗余力地挽救病人的生命。
可是当自己身患绝症时，他们选择的不是最昂贵的药和最先进的手术，而是选择了最少的治疗。
这些所谓的顶尖医生，在人生最后关头，集体选择了生活品质！
在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东开一刀，西开一刀，身上插满各种各样的管子后，被挂在维持生命的机器上…这是连惩罚恐怖分子都不会采取的手段。
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医生同事跟我说过：“如果有一天我也变成这样，请你杀了我。”
一个人失去意识后被送进急诊室，通常情况下家属会变得无所适从。当医生询问“是否采取抢救措施”时，家属们往往会立马说：“是。”
于是患者的噩梦开始了。
为了避免这种噩梦的发生，很多美国医生重病后会在脖上挂一个“不要抢救”的小牌，以提示自己在奄奄一息时不要被抢救，有的医生甚至把这句话纹在了身上。
这样“被活着”，除了痛苦，毫无意义。
罗点点是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，有一次，她和一群医生朋友聚会时，谈起人生最后的路，大家一致认为：
要死得漂亮点儿，不那么难堪；不希望在ICU，赤条条的，插满管子，像台吞币机器一样，每天吞下几千元，最后‘工业化’地死去。”
十几个老人便发起成立了“临终不插管”俱乐部。随后不久，罗点点在网上看到一份名为“五个愿望”的英文文件。
“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。”
“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支持生命医疗系统。”
“我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。”
“我想让我的家人朋友知道什么。”
“我希望让谁帮助我。”
这是一份叫作“生前预嘱”的美国法律文件，它允许人们在健康清醒时刻通过简单问答，自主决定自己临终时的所有事务，诸如要不要心脏复苏、要不要插气管等等。
罗点点开始意识到：“把死亡的权利还给本人，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！”
于是她携手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，创办了中国首个提倡“尊严死”的公益网站——选择与尊严。
所谓有尊严的死，就是指在治疗无望的情况下，放弃人工维持生命的手段，让患者自然有尊严地离开人世，最大限度地减轻病人的痛苦。
陈小鲁一直后悔没有帮父亲有尊严地离开。陈老帅病重到最后，已基本没有知觉。
气管切开没法说话，全身插满了管子，就是靠呼吸机、打强心针来维持生命。
“父亲心跳停止时，电击让他从床上弹起来，非常痛苦。”陈小鲁问：“能不能不抢救了？”
医生说：“你说了算吗？你们敢吗？”
当时，陈小鲁沉默了，他不敢作这个决定。
他说：“这成了我一辈子最后悔的事情。”
当面对不可逆转、药石无效的绝症时，英国医生一般建议和采取的是缓和治疗。
何谓缓和治疗？
就是当一个人身患绝症，任何治疗都无法阻止时，便采取缓和疗法来减缓病痛症状，提升病人的心理和精神状态，让生命的最后一程走得完满有尊严。
缓和医疗有三条核心原则：
1、承认死亡是一种正常过程；
2、既不加速也不延后死亡；
3、提供解除临终痛苦和不适的办法。
英国建立了不少缓和医疗机构或病房。
当患者所罹患的疾病已经无法治愈时，缓和医疗的人性化照顾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基本人权。
这时，医生除了“提供解除临终痛苦和不适症状的办法”外，还会向患者家属提出多项建议和要求：
1、要多抽时间陪病人度过最后时刻。
2、要让病人说出希望在什么地方离世。
3、听病人谈人生，记录他们的音容笑貌。
4、协助病人弥补人生的种种遗憾。
5、帮他们回顾人生，肯定他们过去的成就。
……
中国的死亡质量为什么这么低呢？
一是治疗不足，生病了缺钱就医，只有苦苦等死。
二是过度治疗。直到生命最后一刻，仍在接受破坏性治疗。
尤其是后者，最让人遭罪。
当我们无可避免地走向死亡时，是追求死亡质量，还是用机器来维持毫无质量的植物状态？
英国人大多选择了前者，中国人大多选择了后者。
这是上海“丽莎大夫”讲述的一件普通事，之所以说普通，是因为这样的事每天都在各大医院发生——
一个80岁老人因为脑出血入院。
家属说：“不论如何，一定要让他活着！”
4个钟头的全力抢救后，他活了下来。气管被切开，喉部被打了个洞，那里有一根粗长的管子连向呼吸机。
偶尔，他清醒过来，痛苦地睁开眼。
这时候，他的家属就会格外激动，拉着我的手说：“谢谢你们拯救了他。”
家人轮流昼夜陪护他，目不转睛地盯着监护仪上的数字，每看到一点变化，就会立即跑来找我。
后来，他肿了起来，头部像是吹大的气球，更糟糕的是，他的气道出血不止，这使他需要更加频繁地清理气道。
每次抽吸时，护士用一根长管伸进他的鼻腔，只见血块和血性分泌物被吸出来。
这个过程很痛苦，只见他皱着眉，拼命地想躲开伸进去的管子。
每当这时，他孙女总低着头，不敢去看。可每天反复地清理，却还能抽吸出很多。
我问家属：“拖下去还是放弃？”而他们，仍表示要坚持到底。孙女说：“他死了，我就没有爷爷了。”
治疗越来越无奈，他清醒的时间更短了。而仅剩的清醒时间，也被抽吸、扎针无情地占据。
他的死期将至，我心里如白纸黑字般明晰。
便对他孙女说：“你在床头放点薰衣草吧。”她连声说：“好，我们不懂，听你的。”
第二天查房，只觉芳香扑鼻。他的枕边，躺着一大束薰衣草。他静静地躺着，神情柔和了许多。
十天后，老爷爷死了。
他死的时候，肤色变成了半透明，针眼、插管遍布全身，面部水肿，已经不见原来模样。
我问自己：如果他能表达，他愿意要这十天吗？
让一个人这样痛苦的多活十天，就证明我们很爱很爱他吗？
这样的爱，到底是爱，还是最残忍的执念？
那么，你呢？如果是你的话，当死亡不可避免地来临时，你期待以什么样的方式告别人世？
如果你的家人即将离开人世，你能允许家人以什么样的方式离开？
不久前，浙江大学医学院博士陈作兵得知父亲身患恶性肿瘤晚期后，没有选择让父亲在医院进行放疗化疗，而是决定让父亲安享最后的人生——
和亲友告别，回到出生、长大的地方和做豆腐的、种地的乡亲聊天。
他度过了最后一个幸福的春节，吃了最后一次团圆饭，7菜1汤。
他给孩子们包的红包从50元变成了200元，还拍了一张又一张笑得像老菊花的全家福。
最后，父亲带着安详的微笑走了。
父亲走了，陈作兵手机却被打爆了，“很多人指责和谩骂我不孝。”
面对谩骂、质疑，陈作兵说：“如果时光重来，我还会这么做，在我心里，这就是我的孝道。”
尼采说：“不尊重死亡的人，不懂得敬畏生命。”
我们有太多人，至今还没学会如何“谢幕”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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